补偿对应财产权人的损失。
从对民法学与刑法学归责原则的发展情况来看，社会责任论除了推动客观归责原则的复归之外，还能够为道义责任论中个人主义的不足，提供一种反思，倒逼道义责任论获得发展，并形成了后来更具理性的规范责任论。但是，与此相对的特殊的经验法则，则是基于特别知识或经验所取得的事实，是一种有效的法则。
[15]张文显：《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9页。因此，社会关系中并不具有一个统一的良心，犯罪也不可能是基于一个普遍的良心的。（二）行政违法的客观归责立场 然而，不一样的是，上述由客观归责到主观归责的认识转变，在行政违法上，却毫无动静。这是一种在比较个人法益和超个人法益之后，对后者所作的选择。[76]这种过失推定责任的理解，已经跨入了主观归责的门槛。
不过，上述立场在启蒙时代被彻底颠覆，在理性主义哲学基础上，刑法学确立了道义责任的基本立场。[54]伊萱：《不知怎可成为违法的挡箭牌》，载《中国民航报》2018年5月4日，第003版。一般地说，每一个立法活动和产生的规范性法律文件，都有其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基础。
到第34条国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发展利益的需要，不断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任务。总体上，草案二审稿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与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问题导向，在认真研究、吸收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初次审议意见和各方面意见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在上述理论形态中，从制度层面的分析具有基础性。从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以来五年多的立法实践看，以新的《国家安全法》为基础的一系列调整国家安全关系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五)《国家安全法》在国家安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基础性、根本性的基本法 在我国，法律体系是一个包括立法体系、部门法体系、法律领域等要素的有机统一的整体。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该法提升制定为基本法律，应是合理的法律发展逻辑。
造成人身伤害或者死亡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抚恤优待。(二)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的。⑨甚至有学者主张，在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共同行使国家立法权这一前提下，取消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的划分，明确界定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各自的立法权限。(16)莫纪宏：《新国家安全法体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全民性》，载《光明日报》2016年5月6日，第004版。
但是，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是否有权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仍然值得存疑，因为这直接关系着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的合法性问题。它的常设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立法价值为重心的立法哲学研究对于拓展立法学研究方向、推动立法学的研究转向和丰富立法学的学科体系都具有重要意义。从立法社会学角度看，立法活动的效果存在三种可能性：供求基本平衡、供给大于需求、供给小于需求。
②基本法律是一个国家重要的法律，但是，重要与否并没有可操作性详细规范性认定标准。②韩大元、刘松山：《宪法文本中基本法律的实证分析》，载《法学》2003年第4期，第4页。
而网络安全支持与促进、网络运行安全、网络信息安全、监测预警与应急处置、法律责任等具体内容则专门规定于《网络安全法》当中。第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
(12)从范围上看，基本法律包括刑事的基本法律、民事的基本法律、国家机构的基本法律以及其他的基本法律，其他的基本法律应当包括重点领域立法中的基本法律。公民支持、协助国家安全工作导致财产损失的，涉及民事补偿。进入专题： 国家安全法 。后者是立法技术粗糙的一种具体表现。比如立法语言的技术中，如果立法的语言和逻辑运用不当，极有可能导致法律规定内容的互相冲突。新《国家安全法》抛弃了以列举形式来界定国家安全范围的方法，直接明确规定国家安全的内涵是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
我国国家安全立法体系的形成历史，包括两个阶段、两种立法模式。换言之，从立法法学上探索关于基本法律的内涵和性质，是各种关于基本法律理论的基础理论。
《国家安全法》关于公民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义务和权利限制的规定，与《刑法》《民法总则》《教育法》等基本法律的相关规定需要相互协调，而这些问题，似乎以基本法律形式来规定更为适当。这表明该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调整国家安全机关的职能活动。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从新《国家安全法》法律条文中一些语言文字的使用频率上来看，该部法律为国家安全领域的法律制度提供了方向性指引和原则性规划。
从权力来源来看，全国人大是宪法确立的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予和《宪法》的确定。法律经济学研究法律问题以经济效益作为核心标准，认为立法活动同样也存在着效益问题。从上述条文中可以看出，由于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既可以规定自己的职权，也可以规定其他国家机关的职权或者权限。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等法律相继出台，陆地国界法、能源法、航空法、测绘法等法律正在制定或者修改之中。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
用了20条条文，全面规定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所要求的政治安全、主权安全、国防安全、军事安全、海洋利益与发展利益安全、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安全、金融安全、资源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安全、重大技术和工程的安全、网络与信息安全、生态环境安全、核安全，在外层空间、国际海底区域和极地的活动、资产和其他利益的安全，国际海外利益、海外中国公民、组织和机构的安全等方面内容，基本上涵盖了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所包含的十一个领域。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全局性、历史性变化，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于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多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
(5)故意或者过失泄露有关国家安全工作的国家秘密的行为。不同的思想理论，体现人们对于调整社会关系的不同认识，产生不同的立法内容和原则。
第5条规定中央国家安全领导机构负责国家安全工作的决策和议事协调，研究制定、指导实施国家安全战略和有关重大方针政策，统筹协调国家安全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推动国家安全法治建设。(11)韩大元、刘松山：《宪法文本中基本法律的实证分析》，载《法学》2003年第4期，第14页。顺应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快制定事关国家安全领域重点立法，建立健全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加快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是顺应人民群众对于安全和法治需要的科学做法。美国是较早开始国家安全专门立法的国家。
可以预测，经过若干年的不断完善，随着国家安全领域治理体系和社会关系调整能力的提高，在条件成熟时，有可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国家安全法》，并将其提升制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体国家安全法》，以全面完成该领域或者法律部门基本法律的立法使命。立法体系是根据不同的制定机关和法律规范效力的不同而形成的法律规范体系。
可以说，从立法制度的规定和实践出发，我们可以从法律制定机关的性质、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性质特征、法律设定的国家机关职权权限以及公民权利与义务的性质、法律制度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是否具有全局的、长远的、普遍的和根本的规范意义和作用等方面，形成关于基本法律的立法法学理论依据。四、《国家安全法》的立法主体问题：解决法律需求急迫与立法供给能力不足之间矛盾的变通方法 立法是一种创制法律制度的职权活动。
《宪法》第5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立法活动特别是立法决策过程中，一部法律，调整什么对象，具有说明其地位的作用，立法决策主体是谁，通常应该是比较清楚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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